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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敏:论韦伯社会理论中现代国家的特质与实现

更新时间:2019-04-01 01:00:19
作者: 杨利敏  

   三、家产官僚制的内在机理及效果

  

   虽然同表现为一套官吏制度,然而,官吏制度只是支配的形式,家产官僚制和法制型理性官僚制在相近的形式背后是机理完全不同的两种支配原则,即它们实际上分属于两种支配结构,这导致了两者在实践中完全不同的效果。

   (一)家产制的根本机理

   家产官僚制是从属于家产制的,因此,在家产官僚制中发挥作用的是家产制的根本机理。

   家产制根本的机理的第一个方面是“公”“私”不分[19],其要点在于没有支配者个人与政治团体之间的区分。传统型的基本形态是长老制和原始家父长制,在这两种支配中,有一个独立于支配者人身的“政治团体”的观念存在,支配的最终权威奠基于政治团体。家产制的发生是基于家权力的分散化和支配者个人支配工具的产生[20],支配者个人支配工具(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的产生,导致长老制和原始家父长制的支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支配者的权威明显的是属于团体所共有,现在则成为个人的权利,他把此一权威窃为己有,正如他占有其他事务一样”[21]。易言之,尽管传统还在起作用,但在家产制支配中,支配者个人取代了政治团体,不再有区分于支配者个人的政治团体观念的存在。如同韦伯在分析传统中国的情形时所一针见血指出的:“独立于皇帝个人之外的国家概念并不存在!盵22]因此,在家产制下,“政治的管理也被视为支配者纯个人性的事务,政治权力被视为其个人财产的一部分”[23]。家产制最重要的特点——没有“公”和“私”的区分——于斯成立。

   家产制根本机理的第二个方面在于被支配者服从义务的模式。随着家产制的发生,被支配者的地位也从团体中的伙伴沦为“子民”,其对支配者的服从不是对政治团体的服从,而是对支配者个人的服从。由于家产制的原型是家共同体中的家权力,服从的本质是对家父长的“特殊的、人格性的恭顺”[24],在家产制下,转化为对支配者的“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除了受到传统限定的领域外,服从的限度在内在上倾向于无限大。[25]

   家产制根本机理的第三个方面是家产制权力行使的双重性。家产制支配者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下列两个方式之一:其一是直接限定了其命令内容的某种传统;另一是由于传统在某个程度内给予支配者恣意而行的自由。因此,支配者的权力行使出现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固定化的层面,支配者受到不可侵犯的神圣传统的约束,越过此一约束可能会危及到支配者的传统性地位;另一个层面是专断性的层面,支配者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定,具有完全恣意而行的自由。[26]

   基于上述三项机理,出现了家产制任官制度的唯人化。家产制的服从模式是对支配者个人的无限度的、人格性的恭顺,家产制管理干部即官吏对支配者的服从奠基于同样的模式之上。韦伯对此有尖锐的描述:“家产制官吏的地位乃来自其对支配者之纯粹人身性格的隶属关系……就算政治的官吏并非人身性的宫廷隶属者,支配者也会要求他在职务上无条件地服从。因此,家产制官吏的职务忠诚并非对即事化任务的一种切事性的职务忠诚(职务忠诚的外延与内涵乃由此种任务来界定),而是一种奴婢的忠诚”。[27]基于,支配者没有动机去设立以专业化训练为任职资格的官职体系,因为官吏任用的前提乃是支配者可以信赖的人格性服从。因而,家产制政体缺乏“权限”的概念,即便有,“权限”也没有合理性的划分,官吏的任职不是取决于专业性的资格,而是取决于其与支配者之间个人性的关系。

   前述机理的另一个后果是家产制下政治权力的经济效用。由于在不受神圣传统拘束的领域内,支配者的行为不受特定规则约束,“支配者可以自由依其个人喜好而施惠,特别是为了得到礼物回报”。[28]易言之,政治权力既被视为支配者的个人财产的一部分,其行使也不受规则的约束,支配者对事务的处理即是对子民的恩惠,可以向子民要求报偿,支配者的政治权力依此具有经济效用,“可以通过收取贡租与规费等方式加以利用”。[29]

   在韦伯的论述中,家产制还有另一个根本性的机理,此即家产制国家的构造奠基于一种家产制的统合关系,[30]易言之,在家产制国家内部,存在着其他小型的、地方性的家产制权力,这些小型家产制权力的内部结构与家产制国家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因而,家产制支配者需要处理与这些地方性的家产制之间的关系。

   (二)家产制机理的延伸

   上述机理会在整个家产制的构造中一直贯穿下去,即在家产制支配者的行政干部与子民之间的关系上同样发生作用,从而导致家产制支配的变形。

   首先,由于没有明确的“公”与“私”的区分,尤其是没有明确的权限的规定,如家产制支配者私有其政治权力一样,家产制官吏的权力同样是与其人身合一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官吏的私产。子民没有在被权限明确划定的界限内服从官吏的概念,因而,子民服从的对象如同对于支配者本人一样,是官吏个人。

   其次,如同对于支配者的服从是一种对支配者个人的人格性的恭顺,家产制的子民对于官吏的服从同样是奠基于对官吏个人的人格性的恭顺,并且由于缺乏官吏权限的规定而同样倾向于无限大。

   再次,如同家产制支配者的权力行使具有双重层面——被传统固化的层面和恣意的层面,家产制官吏的权力行使出现同样的局面,由于具有拘束力的明确规则付之阙如,“权力的行使基本上被视为官吏个人的支配权:只要是神圣的传统没有确定规定的领域,他即可任凭个人意志下决定,就像支配者一样”[31],“官吏‘可以’任意行事,只要他不违反传统的力量以及支配者的利益——维持臣民的服从态度与付税能力”[32]。如同支配者可以就事务的处理向子民要求报偿一样,官吏同样可以就具体事务的处理向子民要求报偿,最终的结果是“官职与公权力的行使,乃是为了服务支配者个人,以及得到此一职位的官吏个人,而非‘即事性的’目的”[33]。

   由于以上的机理,子民对支配者个人的人格性服从会转化为对具体行使支配权的官吏个人的人格性服从,在一无明确权限、二无具有拘束力的规则约束的情况下,命令权及其附随的物理强制手段事实上由官吏个人掌控,易言之,在家产官僚制下,支配者的官吏群在为支配者行使支配权力时天然地具有一种将支配权力个人化的倾向,相当于官吏在自身的领域中充当起一个个独立的、微型的支配者的角色。当支配的范围越是广阔,支配者的官吏群越是广大,官吏因而与支配者的个人性关系越为疏离的场合,上述的倾向就会越为强烈。这种倾向还会被家产制下的两种结构所加剧,这两种结构使得官吏同时可以踞有支配的“物”的手段和“人”的手段。

   一种是家产制下的俸禄结构。家产制的天然倾向是排斥具有独立性的经济社会势力的存在,因而对基于分殊原则的工商业经营会持贬抑态度,[34]这决定了家产制国家难以长时间地保持足够程度的货币经济发展,因而也难以长时间地维系以充足的货币支付官员的薪资,在此情况下,家产制支付官员经济报酬的典型方式是俸禄,而俸禄“通常也意味着一种明确的‘官职持有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官职之占有”[35]。

   另一种结构是家产制下的依附结构。对于大规模的官僚制而言,官职层级制及其监督手段是极为重要的,这是维持支配统一性的重要手段,但层级制结构的组织和监督恰恰是家产官僚制的短板。由于家产制的整体服从模式是基于对个人的人格性恭顺,因此,在家产制下,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的服从也同样是基于人格性的恭顺,是对于上级官吏个人的服从,因而,这相当于在上下级官吏之间形成一种人身性依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上级官吏可以将下级官吏作为其自己的手段而使用,即“私有”其下级官吏,这对于官职层级制是根本的背离。

   (三)家产官僚制的效果

   综上所述,由于家产官僚制的根本机理和结构性缺陷,在家产官僚制之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官吏私人占有支配权力的情况,易言之,家产官僚制内部实际存在着一种向身份制方向转化的驱力机制。韦伯所说的“历史的真相是一种持续地——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也是隐伏的——存在于统治者与其行政干部间,为了占有权与处分权而起的冲突”[36]对于家产官僚制确是真实写照。在家产官僚制下,“类似近代西欧契约制官僚之精确的行政,只有在(精力过人的领导下)官僚对支配者的服从是绝对且纯个人性的情况下才能达成,换言之,利用奴隶来管理行政,或将行政人员视为奴隶”[37]。而更常见的情况是,“伴随着官职占有的发展,支配者的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乃崩解成一堆分别为个人(基于其特权而)占有的拼凑权力!盵38]在这样一种支配结构里,“支配者贯彻其意志的纯粹个人性的能力,对其名义上权力之(经常不稳定的)实质内容,乃是决定性的关键”[39]。

   综上所述,在家产官僚制国家,家产制支配者不可能实现对支配的人的手段、物的手段和法律手段——对合法强制行使权的垄断,这是由家产制的内在机理决定的。即便家产制支配者扩展自己的官吏群,但只要家产制的根本机理未予改变,支配权力内在崩解的趋势就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在这种情况下,家产制支配者越是扩展官吏群,越是会出现杜赞其所称的“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的现象,[40]占有支配权力的官吏体制复制自身,却无法提高效益,反而不断演化为支配者与子民之间的掠夺型经纪人。

  

   四、法制型理性官僚制的内在机理与功能模式

  

   (一)法制型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机理

   法制型的根本机理有两条:一是“公”的领域与官员个人“私”领域的分离[41];二是个人服从的对象是一套“无私的秩序”,即以合理的方式制定的抽象规则体系,而非具体的个人。[42]法制型支配的直接特性表现为后者,但实际上,前者是更具根本性的!肮绷煊蛴牍僭备鋈恕八健绷煊虻姆掷,有赖于一个根本的前提,即独立于官员个人的作为公共团体的政治团体(国家)概念,政治团体作为公共团体,不仅独立于官员个人,而且独立于支配者。韦伯写道:“服从支配的人是以组织的‘成员’的身份而服从的,他所服从的,也只是该‘组织’的法律!闭庖馕蹲旁诜ㄖ菩椭渲,政治团体是一个由其成员共同组成的公共团体,而成员服从的对象是这一团体。立足于此,一个区别于支配者和官员私人的“公”领域才得以存在。因此,在纯粹的法制型之下,与其说支配者是个人,毋宁说真正的支配者是政治团体自身。韦伯写道:“‘国家’——作为支配者权力之抽象担纲者、与‘法规范’之创造者——与所有个人之人格性的‘权限’之间,有一概念性的分别”。[43]易言之,作为公共团体的国家才是集中化的支配权力之所在,是真正的支配者,这一点正是法制型支配区别于家产制支配的根本。

   由于真正的支配者是作为公共团体的国家自身,因此,国民和官员的服从都是指向于国家的。而作为公共团体的国家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要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具象化地“在场”,就必须有能力“道成肉身”,而国家“道成肉身”的方式就是作为“法规范的创造者”,通过合理的立法程序所制定的合理的规则将自身转化为一套“无私的秩序”,国民和官员对国家的服从因而转化为对出自国家的合理法律秩序的服从。由于这套秩序代表国家,因此,“典型的支配者,即‘上级’,自身也得服从于一套无私的法令和程序”[44]。易言之,不仅国民服从法律,国家的最高首长同样服从于法律,通过服从于法律而服从于国家。

法制型支配的上述根本机理是现代国家能够实现垄断合法强制行使权的基础。由于国家是一个独立于任何支配者(最高首长)和官员人身的公共团体,因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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