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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更新时间:2019-04-11 10:20:33
作者: 潘维 (进入专栏)  

  

   在当前的国内经济和国际形势下,重温我国发展进步的根本目标,意义重大。

   旧中国不仅有外患,更有三大内患:患腐败、患贫穷、患不均;毓诵轮泄钠呤,中华民族有三大现代追求:第一,廉洁的官员;第二,繁荣的经济;第三,均等化的社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即社会主义社会。这三大追求代表了我国人民对现代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根本目标。

   在全球信息互联的时代,三大追求是相对的,不是相对于旧中国,而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的是“富强”,即人民如世界最富裕的人民般富裕,国家如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般强大。若官员廉洁奉公、经济繁荣昌盛、社会渐趋平等,上下同心的庞大民族自然富强至无敌于天下。

  

   一、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即财富水平很低的时代,三大追求看似有机共生。

   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传统中国不靠宗教支撑道义,政权指望“士子”读圣贤书,成为高尚、纯粹、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进身为“仕”,以身作则、教化和托起品行向下的民众。传统政权中的官员,薪俸不高,但廉洁奉公能光宗耀祖、荫子封妻,获得荣誉。政权如“庙堂”,社会才有“官本位”;民众对政权的信任,主要来自对公正廉明官员的信任。

   我国有贪官历史,也有清官文化;“致良知”的心学在士、仕中代代相传。直到传统政权末期,仍有不少如于成龙、丁宝桢、左宗棠等“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钡姆饨罄。他们节食俭用,不给子女留遗产,“去留肝胆两昆仑”,在族人和百姓心中永生。

   腐败即“非法以公权谋私利”。共产党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区别就是各级官员廉洁。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官员普遍廉洁是因为普遍贫困,“没多少可贪的”。那判断不靠谱;贫困与贪腐密切相关才是普遍的。在同样甚至低得多的国民财富水平,国民党官员没多少可贪?而今亚非拉贫困国家里没多少可贪?国民党政权短命的主要原因是腐败,共产党靠廉洁而能取而代之。因为官员廉洁奉公,人民信任政权,上下同心,新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

   微型自耕农社会塑造了中华文明里“患不均”的传统,以及宗族社区守望相助的养小、送老伦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没多少可贪”不是因为财富少,而是因为社会均等,因为养小、送老均等。

   那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都由政权计划。那时,孩子在哪里上学都差不多,养老金、大房子、学区房、一流医院、一流学校,不是我国亿万家庭的追求和重负。那时,连工资收入也由政权计划,绝对差很小,用倍数差计算也不大,没有而今百倍、千倍的差距;谎灾,官员普遍廉洁是因为社会均等,社会均等是因为“计划经济”。

   微型自耕农经济还塑造了中华文明里“患寡”的传统,以及“个人自扫门前雪”的自私和散漫。计划导致过我国经济繁荣?共产党领导中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第一阶段就是计划经济。尽管远不及苏联的计划“成熟”,那短暂的均等化社会给后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官媒历数计划时代的贫困现象。贫困当然真实,但评价计划经济也该用同样逻辑,把1950年倒推四十年到1910年。那时袁世凯还没上台;那时我国处于贫困、愚昧、落后、挨打和割地赔款的境地;那时饿殍遍野、烽烟四起、做梦也想不到四十年后我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无数硬指标证明,我国1979年的经济比1949年繁荣得多,更比1929—1939年昌盛得多。1949年,我国所有重要经济社会指标都落后于印度;三十年后我国已没兴趣与印度比较。计划经济的另一重大目标是应对帝国主义欺凌,只是很多今人不记得我国缺乏强大武备的悲惨了。腐败、贫困、不均,还有被迫对外部列强卑躬屈膝,是旧政权灭亡的原因。

   计划经济让国家强大、人民脱离了饥饿和愚昧、社会比较平等、官员比较廉洁。但同时,我国人民在富裕程度上与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人民拉大了差距,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国强而民不富是不可持续的。这个大形势让“患不均”也“患寡”的国人充满焦虑。富裕未必是社会主义,但贫穷显然撑不住社会主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不少官员追求些许“特权”,却并没多少“贪腐”。但毛泽东同志预见到了中国走向市场化,预见到了市场化后的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他为维护计划经济而办的“大批判会”和“思想教育”没起到预期作用,只好用来自基层百姓的年青新官迅速取代旧官,主管农业、工业、政治。理论上说,基层百姓反对特权和社会分化。然而,新官缺乏行政经验和政治能力,更缺乏世界竞争的眼界,站不住脚。

   邓小平同志掌政后抓住了各种因素构成的“战略机遇期”,在1979年果断放弃计划经济,毅然开启了全面市场化时代。这是个神奇的“新时代”,释放了全国百姓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而今我国人民已有坚固共识: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创造出支撑社会主义的财富。三十年后,我们可以把“邓小平新时代”概括为中国社会主义的2.0版,区别于“毛泽东新时代”的1.0版。

  

   二、在新中国的下个三十年,即市场化创造财富奇迹的时代,三大追求看似悖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家家户户的财富迅猛增长,中国经济奇迹震惊了整个世界。然而,进步必有代价,进步越大、代价越高。前三十年亦如是。

   在很多人看来,既然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是社会分化,平等、繁荣、廉洁,三者是悖论,如“鱼与熊掌”般不可兼得。

   随着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比较均等的社会陷入分裂。随着社会被市场化,百姓养小、送老的艰难程度日渐上升。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让14亿人口里的至少11亿百姓越来越不敢消费,而且恐惧生养小孩,遑论两个孩子。

   随着少数亲友的暴富,领导市场化大潮的众多官员追求高质量的养小、送老,逐渐脱离了“高尚、纯粹”,甚至越来越欣赏“低级趣味”。到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三十年末尾,民间甚至有“反贪党死,不反贪国亡”之说。

   如果重新强调思想教育,要求官员高尚、纯洁、脱离低级趣味,如果大批替换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官员,从社会底层迅速提拔新人,谁能保证新人具有成熟的行政和政治经验,谁又能保证新人成熟后还能持续廉洁?毕竟,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差异巨大,而且追求高质量的养小、送老乃人之常情。

   经济结果更出乎意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人均收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中国经济也逐渐滑入低潮。有些人断定,根本问题是供给方的市场化程度不足,所以有服务业占比太低的落后经济结构,所以有国有企业和金融占比太高,所以有制造业和矿冶的过剩产能。于是有了官方规制企业的“深改”,揠苗助长。

   多年后,“改革出效益”的旧曲未能奏响新凯歌。服务业占比上升是以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陷入绝境为代价的;金融业放开搞活则拉开了中国金融;男蚰;政策不稳定导致上下游企业的信心近乎崩盘;经济低潮还引发了居民消费萎缩。举世皆知,市场机制全靠信心维持,而消费需求萎缩是繁荣最直接的威胁,如同1929-1933年在西方“成熟”市场机制里发生过的。

   经济学界不再呼吁“改革”,转而呼吁政府采取“逆周期”政策。何为“逆周期”?其实就是要政府拉动需求,刺激消费增长!澳嬷芷凇彼捣ǖ那疤崾,眼下的;⒎抢醋怨└降氖谐』蛔,而来自市场机制内在的繁荣与萧条周期。但已被住房、教育、医疗这“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上气,百姓的消费怎么增长?

   为摆脱“三大诉求”成为悖论的困境,我们需要3.0版的中国社会主义新理论,需要再次开创“新时代”。

  

   三、经济繁荣、官员廉洁、社会均等,三者可以有机共生。

   反之,如果三者不能有机共生,将一个也不会有,有的也会失去,使“党的领导”终结“党的领导”。

   在人民对当代美好生活的三大诉求中,牛鼻子是社会均等化。有了社会均等化就会有繁荣昌盛的经济和持续廉洁的官员。

   “成熟”的市场机制会制造越来越大的贫富鸿沟!吧偈说南执钡贾氯司杖肽岩蕴嵘,经济增长停滞,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难以为继,社会分裂、“阶级斗争”激化,政权风雨飘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战后,原先信奉资本主义的国家普遍采用社会主义政策,修正其“成熟”的市场机制。

   第一,经由全民健康统筹实现医疗均等化;第二,实行从基础教育渐次向高等教育推进的教育均等化;第三,调控城市房价和房租,使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第四,推动养老均等化,解除劳动者对年迈后生存安全的忧虑。用资本主义词汇描述上述政策,称为(国家的)“人力资本投入”。用社会主义词汇描述,称为“社会均等化”。用中性词汇描述,是“社会领域的去市场化”。

   当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基本消失,当劳动者普遍健康,教育水准普遍提高,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就快速提升,市场供销两旺,人均收入突飞猛进。在西方,讲述这种道理的学问称为“福利经济学”。

   由于上述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国家税收占总产出的比例不断提升。一些国家在社会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大,不仅推行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均等化,而且涵盖了伤残和失业保险、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各种带薪休假甚至家庭成员福利!疤雇搿痹臼蔷套ɡ,现在扩展到全体劳动者。这种国家被称为“福利国家”。

   在公民投票选举执政者的西方,社会福利易增难减。当经济陷入低潮,一些市场竞争力较低的“福利国家”就难以为继。一旦被迫削减社会福利,政治动荡便随之而来,外国移民也成了替罪羊。

   看到上述情形,在全球化中暂时获得较大利益的一些我国精英痛斥“福利国家”,痛斥“民粹”,故意忽视“福利经济学”,故意忽视不少“福利国家”的市场竞争力和人均收入排名在前,故意忽视美国也在社会均等化上稳步迈进。

   我国正跨入“新时代”。是时候由政府主导,大力投资于社会领域的均等化了。逆转个体家庭负担增重的趋势,由中华大家庭共同分担养小、送老,解放我国14亿百姓无与伦比的消费潜力,才是我国经济繁荣的最大动能和持久保障。

   社会化的养小、送老,是我国历代儒门弟子的向往,是我国人民对当代美好生活的最大期盼,更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而且,我族自远古迄今都是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必须逆转少子化、老龄化,逆转每八十年减少一半人口的中华颓势。把人当“饭桶”是无知;把人当“碳”是无聊。多子多福,年青人乃财富创造力之源,系着老年人的福祉,系着我族之存亡绝续。

   推翻“新三座大山”,人民中蕴藏着无穷伟力。我国社会均等化之路必定有中国特色,不似西方仅赖政府财税,而是靠我党精心组织社区人民,实行“四轮驱动”。个人、社区/集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按比例、按人头支付医疗和教育经费,逐步推进均等化的全民医疗保障,推进均等化的12年全民义务教育。

   若取消官员医疗特权,严禁官员子女就学“走后门”,怎会有在社会领域推行市场化的决策?

   我们应放弃追求“世界一流”的医院、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严禁教育和医疗界“评优、评等”,并以高职、高薪鼓励优质人才向欠发达的公立学校和医院流动。

   我们应把教育工作的重心放到12年义务教育上,并公平分配高等教育资源,严禁向“重点”高校倾斜,让各有特色的高校遍布全中国。

   我们应把医疗工作的重心放到社区去,积极推动社区养老、养病,让病床等医疗设备在社区中流动起来,让优秀的护士和护工扎根社区。

   思想教育的旧办法固然重要,但官员廉洁最坚实、可靠的基础是社会领域的均等化。事实证明,社会均等化与官员廉洁高度正相关,无一例外。官员腐败是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竦酶嘟鹎闹鞫κ歉玫淖优逃、更高的医疗水平、更大的房子、更安逸的养老和为父母送终。在并无“政治思想教育”的现代国家,由于养小、送老的后顾之忧越来越小,廉洁的政府已经越来越成为“新常态”。

   由于住房的均等化,由于教育、医疗、养老的个体家庭负担逐渐降低,主要由华裔组成的新加坡也能持续拥有世界著名的廉洁政府。那里并不要求官员有超乎寻常的道德,反而要求官民一体,“同心同德”。当社会不断均等化,官民之间轻易就能互相转换,人民的文明程度就不断提升,官员傲慢、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

   新中国七十年的巨变,可视为“正反合”三个“新时代”:“正题”是经济和社会的计划化,“反题”是经济和社会的市场化,“合题”是经济市场化,但社会均等化。社会不平等是必然,但尽力缩减社会不平等也是必然。让社会越来越不平等是逆人类历史进步潮流的反动。

   社会平等、经济繁荣、官员廉洁,三者当然可以有机共生,而且必然有机共生,否则一个都不会有。三者越有机共生,中华大家庭的凝聚力就越强。14亿人同心同德,外患是微不足道的。

   “房住不炒”开了个好头,“习近平新时代”的大幕已然开启!叭蛭铩,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本系着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

  

   来源:潘维《士者弘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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