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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

——“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更新时间:2019-05-16 13:38:44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摘要: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拔逅摹敝爸泄呓馐吨跣,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五四运动”!熬韧觥笔贾帐窍执泄闹行幕疤夂途薮罅α,“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

  

一、“保全”还是“割裂”:从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说起


   五四运动的前六年即1913年,袁世凯当政。这一年,《东方杂志》和《独立周报》两大刊物同时用几期的篇幅,连载分别由吴涛和逐微翻译的浮田和民著《中国之将来》。在《中国之将来》中,这个在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学者,对中华民国的未来充满怀疑,觉得袁世凯政府不仅不是共和制度,而且也没有“中等社会”的制约,所以,对这个独裁君主式的人物有没有能力统治好中国本部十八省,尚存有疑问,更不要说“保全十八省以外之属地”。

  

   浮田和民认为,蒙古在俄国支持下已经宣告独立,西藏得到英国;,并要求中国政府“永不得干涉其内政,(中国)徒拥宗主国之虚名而已”,而满洲更是全部成为“外部之势力,非复属于支那者矣”。他觉得,“改革支那之第一要义,当先削其领土,减少人口”。当然,汉族地区是例外,“欲分割其本部,断断乎有所不能”。在他看来,可以分别治理的,在十八省之外,也就是满蒙回藏区域。

  

   这个说法不是浮田和民一个人的私见,也不是民国之后日本人才有的新策,如果再参考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附驳议》(1912)、酒卷贞一郎的《支那分割论》(1913)、内藤湖南的《支那论》(1914),就明白这几乎已是日本政界和学界的共识。如果我们把时间再上推至晚清,就可以看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原本中国人心目中的蕞尔小邦居然打败堂堂的天朝上国,迫使大清朝签订城下之盟。这不仅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巨变的关键,也是世界各国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起点。同样,更是日本上下重新思考日中关系,并且重新界定“中国”的开端。

  

   1894年海战的失败与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比1840年鸦片战争的结果更让中国人感到难堪。因此我一直强调,中国思想世界的真正转变,也就是从“传统内变”不得不转向“传统外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时代,正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民初中国的普遍观念与民众情绪,始终在这一事件的延长线上。1895年后的几年里,在有关未来中国命运之大讨论中,最让中国知识人深受刺激、震动和难堪的文字,一篇是日本人尾崎行雄(1858-1954)的《支那处分案》,一篇是有贺长雄(1860-1921)的《支那保全策》。这两篇文章把日本对中国的两种策略,以及中国所面临严峻的生死存亡问题,坦率地摆放在所有中国知识人的面前。特别是1899年1月31日《亚东时报》第五号发表“飞天道人”翻译的有贺长雄的《支那保全论》,这篇原刊于日本《外交时报》的文章,一开头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应当被“保全维持”,还是“不免割裂”?

  

二、晚清到民国:“寻求自强”到“保全国土”


   查看晚清民初的报刊,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有贺长雄和尾崎行雄的这两篇文章,在此后若干年里不断地被中国知识人提起,可见它们给中国人心头留下的刻痕之深。

  

   不过大体上看,晚清最后那十几年里,似乎“变法图存”也就是维护帝国之存在更为重要,国土被分割的;,或捍卫大一统的紧迫感,似乎还不那么紧迫,至少还是第二序而不是第一序的事情,因此,“寻求自强”优先于“保全国土”。不要说章太炎、刘师培、汪精卫等强烈主张汉族民族主义的所谓“革命派”,就是在主张维护大清帝国疆域,要求在帝国内部变革的所谓“;逝伞蹦抢,某些边疆地区的主权和边缘族群的归属,似乎也还不是现在所谓的“核心利益”。1894年,忧心于国势的谭嗣同,就曾建议把新疆卖给俄罗斯,把西藏卖给英吉利,“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1898年,就连捍卫大清帝国疆土最卖力的康有为,也觉得如果推行新政缺钱,不妨把西藏这种荒远之地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

  

   可是在19世纪末,放弃朝鲜和割让台湾,对帝国毕竟是一个巨大而惨痛的刺激。1895年之后,如何维护帝国疆域和族群的完整,逐渐成了君臣上下不能不关注的问题。无论是排满的革命派还是护清的保守派,都开始关注这一事关“国土”的问题,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关于“保全领土主义”已经成为话题。就连过去并无行使主权之意识的海洋权益,也在日本的刺激下成了动辄牵动帝国上下神经的事情。以南海为例,1909年,一艘中国渔船发现日本人西泽吉治在东沙岛挖鸟粪,消息传回国内,引致广东掀起一波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民间抗议的压力下,大清政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两广总督张人骏和日本驻广州总领事达成协议,日本承认中国对东沙的主权,西泽退出东沙岛,换得十三万银元补偿。同时,张人骏还派出船只,用了三个星期巡航西沙群岛,并且绘制了新地图。要知道,绘制地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标示主权,即这片海域的归属,而“主权”或“海权”,并不是传统帝国而已经是现代国家的观念。不过,由于那个时代的大清王朝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争取国家主权的这一努力,很快便化为泡影。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毕竟不同。辛亥革命并不止是一姓换了一姓,而是新桃换了旧符。无论你说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它毕竟是按照共和制度建立的现代国家即主权国家。所以,尽管孙中山原本也是汉族民族主义的提倡者,也曾为了争取日本支持,试图拿某些主权和利益作交换,但根本上,他仍然不仅有大中国一统之思,也有大中国的主权意识。早在1901年,他就曾针对有贺长雄《支那保全论》和尾崎行雄《支那分割论》提出,中国“从国势讲没有保全的理由,从民情上讲没有分割的必要”。前一句说的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应当被推翻,后一句说的是传统中国民众在感情上仍倾向于大一统国家。

  

   更何况,中华民国肇建以来,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背负不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罪名,只能同意“五族共和”,希望新的中华民国维持大清帝国的疆域和族群。

  

三、民国之初:从宗主权到主权,从疆域到领土


   因此,过去革命派那种偏激的汉族民族主义,似乎在辛亥革命之后渐渐退潮,就连当年激烈倡言“排满”,要建立汉族中国的章太炎,也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改了口径说,“南方大定以来,鄙人即主张保全领土”。甚至为了一统,他建议在西藏建铁路干线,“移民实边”;在新疆设总督管理,以维持统一局面;担忧东三省的土著“对中国之感情不如对于外国之深”,所以,建立了所谓“统一党”。而作为统一新中国的理想,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也接受“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25天后拟议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中,不仅有“大中华领土无论现在及将来,在区域中者,受同一政府之统治”的表述,而且特别说明“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显然,在共和制国家刚刚建立时,就像晚清帝国割让台湾那样把领土割出去,被列强特别是日本撕裂,这是数亿国民尤其是知识人决不可能接受的。当时,参与起草和讨论《临时约法》的一些代表就指出,这既是为了保全领土完整,避免国际承认的麻烦,也是为了防止蒙藏等处的“反侧之形”和外国的“明攫暗取”。而此后,尽管袁世凯当政,他也只能反复声明蒙古、西藏、回部“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蒙人、藏人、回人“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914年5月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更明确用“帝国疆域”和“民国领土”两个不同的概念,宣布“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

  

   必须注意到从“疆域”到“领土”这一转变,意味着作为现代国家,中国的“主权”问题开始凸显:帝国时代含糊的“宗主权”逐渐转为明确的“主权”,笼统的“疆域”(或传统所谓“藩属”、“羁縻”、“土司”之地)逐渐被确认为有边界的“领土”。民国政府建立之后,不仅陆续颁布有关西藏、蒙古的法规,设立专门机构加强蒙藏地区的管理,更以现代国际通行的法律形式,确认领土主权。以前面提到的海洋主权为例,民国肇建,“海权”就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1912年,海军、外交、农林三部就讨论过领海界线。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国政府就拟议设置海界,并由统帅部牵头,预备发布“公海与领海之界址”。

  

   当然,对于中华民国来说,更重要的仍是作为陆地边疆的满蒙回藏。此时的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于满蒙回藏虎视眈眈,始终不视之为中华民国之疆土。民国之初日本即试图“伸张南满以至所谓东部内蒙古之势力”,两年后又借世界大战的机会,甚至企图占有原来被德国控制的山东半岛。同时,在这几年里,前面提及的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附驳议》、小寺谦吉《并吞中国论》、川岛浪速《并吞中国书》等表达日本并吞或分割中国之野心的文章,陆续在中国被翻译出来,更加警醒了中国知识人!拔逅摹敝暗哪羌改,在中国的报刊上,反复出现这些惊心扎眼的消息,更刺激着中国知识人的神经,如“日人之蒙古视察”(1913)、“日人热心研究满蒙”(1913)、“日人之我国经营蒙古观”(1915)、“日本拟设置满蒙领事馆”(1916)、“日人谋我满蒙之感言”(1916)、“日本拓殖满蒙之新计划”(1916)。

  

“五四”虽然发生在1919年,对国族存亡和疆域得失的焦虑,却在此前几年就逐渐酝酿成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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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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