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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敏:探寻英格兰良好政制的“道理”

——《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导读

更新时间:2012-06-08 23:33:02
作者: 杨利敏  

  

  在世界近代史上,英国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国家。它的地理位置处于欧洲西北一隅,并非欧洲文明的中心,但却成为近代史上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它不仅是西欧唯一一个从中世纪不间断地发展到现代的国家,同时也是宪政制度的发源地。近代史上“日不落”帝国的地位见证了英国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成功,并使其独特的议会政治和普通法制度随其政治军事成功而复制到全世界各地,成为宪政的样板国和普通法法系的发祥地。

  英国的政治制度一度是欧洲各国竞相师法的对象,许多人悉心观察和研究英国制度,试图从中找到其政治制度组织与成功的原理。直至今日,英国国家制度和宪政的发生学、其内在构造原理及其效用仍源源不断地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宪政的内在原理对于宪政的奠基具有普遍性意义。然而,素以实践智慧著称的英国民族,在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除了厚厚的司法卷宗和法律评论文献,直接对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加以阐述的理论性著作却少之又少。正因如此,亨利六世的司法大臣、王座法院首席法官福蒂斯丘爵士(Sir John Fortescue, 1396-1477)在十五世纪中期写成的两部小册子《英格兰法律礼赞》(In Praise of the Laws of England)(以下简称《礼赞》)和《论英格兰的政制》(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以下简称《政制》),[1]对于了解和研究英国政制与政治理论尤显宝贵。

  

  一、《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成书的背景与福蒂斯丘的生平[2]

  

  福蒂斯丘生活的时期是英国历史上一段相当特殊的时期,既是英国从中世纪迈入近代的转折时期,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时期之一。他生于英国金雀花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理查德二世在位时期,在他出生几年之后,理查德二世即因主张绝对王权而被议会废黜,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被废黜的君主。主导废黜的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凭借不是很强的继承权登上王位,成为亨利四世,开始了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1413年,兰开斯特王朝第二位君主亨利五世即位,重开英法百年战争,并席卷大半个法国。但正当节节胜利之时,亨利五世于1422突然撒手尘寰,年仅九个月的亨利六世登基,成为英格兰国王暨法兰西国王,实际的统治权掌握于辅政的贵族咨议会手中。此后,英国在大陆的战局陷入停滞,并在1429年之后急转直下,亨利六世虽于1437年亲政,但未能对战局有任何扭转,英国军队在三十年中丢掉了此前的全部战果,1453年,百年战争以法国的最终获胜而告终。亨利六世本人在这一年因战争失利的巨大刺激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患。

  战争的失利,贵族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朝政,君主不能正常履行职责,这一切成为引发严重不满的诱因,并刺激约克家族提出了对王位的权利要求。1455年,英国历史上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内战——玫瑰战争爆发。1460年7月亨利六世在北开普敦战役中战败被俘,并在第二年2月再次被俘。1471年3月,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四世宣布为王,随后发生了玫瑰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陶顿(Towton)之战,战役以新国王的获胜而告终,亨利六世与王后及爱德华王子逃往苏格兰并从那里流亡法国。1470年,流亡的亨利六世借助沃里克伯爵的力量实现了一次短暂复辟,但旋即在第二年的巴尼特(Barnet)战役中再次战败被俘,并在一个月后被谋杀。

  爱德华四世在1471年复位之后度过了十二年的和平统治,但他于1483年突然去世,留下12岁的继承人爱德华五世,王位之争再起。爱德华四世的弟弟Glaucester公爵理查德羁押了未成年的国王并迫使议会拥立他为理查德三世。兰开斯特家族再次兴兵,并于1485年在博斯沃斯菲尔德(Bosworth Field)战役中击败理查德,其王位继承人亨利·都铎登上王位,成为亨利七世,都铎王朝开始。而都铎王朝的建立,通常被视为是英国从中世纪转入近代的标志。

  福蒂斯丘对法律职业的学习是在亨利五世期间度过的。在亨利六世幼主期期间,他已四次成为英国四大律师会馆之一的林肯律师会馆的主官(Governor),并开始其政治生涯,在1421-1436年间,他八次被选入议会。亨利六世亲政之后,他在1438年7月获得作为英格兰法律职业最高阶位的王室大律师(serjeant-at-law)身份,并于1441年成为国王的御前律师,至1442年1月,他成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 King’s Bench)[3],随后受封为骑士(Knight)。玫瑰战争期间,正是他达到职业生涯顶峰的时期,1461年,他被亨利六世任命为英格兰的司法大臣(the Chancellor)[4]。但这一职位旋即被陶顿战役打断,他本人也在陶顿战役中被俘,随后追随亨利六世王室逃亡爱丁堡并陪同王室流亡海外,在流亡期间,继续担任亨利名义上的司法大臣!队⒏窭挤稍蕖肪褪窃诹魍銎诩湫淳偷。福蒂斯丘对流亡王室的追随直至1471年亨利六世及其王位继承人爱德华亲王被杀。此后,福蒂斯丘归顺爱德华四世,并受到赦免成为爱德华四世御前会议的成员。1477年,福蒂斯丘辞世。此时,距离都铎王朝的建立为时不到十年。

  担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近二十年,在玫瑰战争的危难关头受任为司法大臣,并长期陪同王室流亡海外,这些都表明福蒂斯丘是亨利六世的重臣,是亨利六世治理中枢的核心人员。在整个法律职业生涯之中,福蒂斯丘曾先后在17个不同的郡和市镇担任过35任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收到过70余份刑事和民事巡回审的委任状,并参加国王咨议院(the Council)的会议,裁决提交到议会的请愿。而在亨利五世时期受完法律职业教育及参与议会政治的经验则使他从一开始就身负深厚的普通法传承。这些经历决定了福蒂斯丘对王国各个政府分支的运作及其相互关系,对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治理均有切身的观察和感受,使他实际上深谙普通法的精髓和英格兰王国的政制之道。而流亡海外的经历使他有机会将英格兰的政制及实际状况与法国进行对比,并在对比之中进行理论性的提炼,通过揭示英法两国之间的差异,系统阐发英格兰政制构造的内在原理及其实践效果。这些或许是福蒂斯丘的作品长期被奉为关于英格兰政制的权威著作的重要原因。他的著作的价值不是在于对十五世纪英格兰政治和法律状况的忠实记录,而是作为深谙英格兰“不成文宪法”的政治家和法律家,对英格兰政制构造基本原则的理论揭示。

  福蒂斯丘作品的重要意义还是由以下的历史事实所赋予的。尽管都铎王朝的建立是英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一方面英国大贵族(magnates)在玫瑰战争中伤折惨重、元气大耗,另一方面秩序重建亟需强势王权,因此都铎王朝的“新君主政体”具有鲜明的不同于此前中世纪君主政体的特点,被称为“都铎绝对主义”,但英国的绝对主义君主政体尽管对王权作了强化和一定程度的改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英国政体的内在构造,[5]这一点从英国并没有就此走上法国式的以君主个人作为顶点的官僚绝对主义道路,而是在光荣革命之后迅速地成为一个宪政国家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和说明。英国绝对主义增强王权的举措仍是在其中世纪政体原则所能涵纳的范围之内的,英法两国国家在近代所呈现的不同形态从根本上仍是由其从中世纪延续而来的政体构造所决定的,而这一两国在政体构造上的根本差异正是福蒂斯丘在其著作中以简明但却清晰、坚定的笔触所描述的。

  引发玫瑰战争中激烈的王位继承权之争的伏笔仍是在于1399年废黜理查德二世的事件。英国著名法制史家梅特兰曾对此作过一个评论,认为这一事件不是一场简单的宫廷政变,而是一次具有宪政意义的斗争。[6]因为理查德二世提出了与英国君主政体截然不同的统治原则,要求在英国奉行大陆的统治格言:君主所好之事即为法律(What pleased the prince has the force of law)。兰开斯特公爵亨利能在议会的拥护之下成功地废黜理查德二世并凭借不强的继承权取而代之,[7]实际表明了整个英王国对理查德主张的态度和反应。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两种政制原则之间的较量,是英国民族政治体对自身政制原则的伸张。

  福蒂斯丘作为在普通法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和法律家,对英国中世纪以来的根本政制原则有着深刻的把握和体认。尽管他成为亨利六世治理中枢的核心人员,与王室的关系非常密切,也尽管他目睹并亲历了玫瑰战争的战火和失序给国家造成的戕害,并因此在《政制》中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王权的主张,但这些都未从根本上改变和动摇他对于英国政制原则的体认和信念。即便战火洗焠国家,他本人因此流亡海外,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对这一原则的揭示和表述,并要求未来的统治者记取和自觉认同。理查德二世时期的宪法斗争实际构成了他写作的背景和暗线。这场斗争的教训不能忘记,英格兰的统治者因此必须对英国政制原则及其效用有清晰的体认,并在实践中予以自觉遵奉。这或许是他在流亡时期要写作对英格兰法律的礼赞并籍司法大臣对王子的教育清晰地揭示英国政制构造原则的原因所在——在书中我们会看到,英格兰法律的优越首先是英格兰政体的优越,对英格兰法律的礼赞首先是对英格兰政体的礼赞。在国家危难、政体危亡之际,隐而不宣的政体精要需要得到表达和声张,获得铭记和恪守。在此之中,也鲜明地体现出了普通法政治家对于普通法道统的自觉维护和传承。

  这些或许是福蒂斯丘的著作在六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没有“过时”的原因所在。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沃格林在其所著《政治观念史稿》(第三卷)中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政治差异归纳为“民族政治体”与“卡里斯玛【代表性】王权”之间的对堪,[8]这一论断从根本上没有脱离福蒂斯丘所概括的范式,沃格林并在书中用一节专门讨论了福蒂斯丘的作品,[9]福蒂斯丘著作的价值和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他对英国政制根本原则的理论概括简洁却准确!对于有意了解和研究英国宪政乃至宪政一般原理的人士而言,福蒂斯丘的作品仍是不可错过的经典。以下以《礼赞》作为主要文本对此作一简要解读。

  

  二、合法的统治与法律的关系

  

  《礼赞》是以司法大臣劝说王子学习英格兰法律的形式出现的,全书采用了古典作品习见的对话体,通过司法大臣和王子的对答一层层阐述了英国政制和普通法的精要。全书共有一个简短的导言和五十四章。导言部分简要叙述了事情的原委,亨利六世王室因为内战而流亡海外,甫成年的王子沉缅于军事训练,司法大臣目睹此景劝谏王子学习法律。结尾第五十四章是王子聆听司法大臣教诲之后的陈辞,表示全盘接受司法大臣的劝谏,相当于全书的总结。中间五十三章可以分作四个部分:第一章至第六章是第一部分,从“圣经”和“经院亚里士多德”两个渊源阐发了王权与法的关系理论和法的性质理论;第七章至第十四章以及第三十三章至第三十七章构成第二部分,这部分阐述了纯粹“王室”的统治与“政治且王室”的统治作为两种政体的构造形式及其对比,对英格兰“政治且王室”的政体以及法律在其中的作用作了着重阐发;第十五章至第三十二章以及第三十八章至第四十七章构成第三部分,论述普通法自身的优越性;第四十八章至第五十三章构成最后一个部分,对英格兰法律职业进行了简要述评。四个部分合成为为一个层层递进、逻辑谨严的整体:首先在一般层面上说明王需要学习法律的理由,然后进入到英格兰政制自身,先阐明英格兰政制的根本原则决定了英格兰王学习英格兰法律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继而论证普通法自身具有堪值研习的优秀品质,最后解释与普通法的品质及在王国中的地位相匹配的英格兰法律职业的特质。

  在这四个部分之中,国内学者的关注多从上述第二部分开始,而往往将第一部分作为一种习用的装饰性套语乃至“冗余”忽略过去,但事实上,这部分对于全书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从中世纪欧洲两个最为权威的理论渊源“圣经”和“经院亚里士多德”出发,系统性地阐发了一套关于法律性质和王权与法关系的理论,这是下文讨论英国政制原则之合法性和优越性的基础,也是对英格兰法律的礼赞建基的基础——“政治且王室的”统治之合法性奠定于它符合圣经所规定的统治模式,而普通法的优秀品质则因它出自“政治且王室的”统治,也合乎法律自身的属性。这一部分对实际也对读者作了一个重要的提醒:在注意英国政制与法律独特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对之的理论表述和论证在根本上没有离开欧洲共享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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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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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义军主编:《读经解典(社会科学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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